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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

第四零四章谁家独夜愁灯影上

孙中山是公众人物，国民党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基本上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等同于是他个人的起居注，所以他的行踪居止根本不用刻意去查，翻翻报纸就能轻松找到。

那孙中山现在究竟在忙啥呢原来早在国会复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便以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为由，乘坐“山城丸”邮轮离开上海赶赴日本。

在一般的报道中会提到随行者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等五人，但仇亮却敏锐地在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中发现，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山田纯三郎。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这个人名自然不陌生，但更熟悉的还是他的兄长被孙中山称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是老牌的日本军方间谍，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就以任陆军翻译官身份活动于辽东前线。战争结束后，他又到北京进行间谍活动，得以结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戊戌政变发生，他便将王照从北京护送至天津的大岛号军舰。1898年德军占领胶州湾后，山田又赴山东刺探情报。随后转至旅顺刺探俄国军情，结果被俄军逮个正着，经日本领事交涉后才得以释放。回到山东后，他将自己刺探到的德国占领胶州湾情势，向日本政府有关方面作详细报告。

不知是在身份暴露后改变人生志向，还是日本军方另有安排。山田良政突然开始关心起中国的革命来，并很快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在1900年前后。他利用日本人的便利身份辗转往来日本、中国之间，一方面为日本军方培训对华间谍，一方面与革命党勾结进行武装起义、暗杀政要活动，其中包括瞒着孙中山预谋暗杀国南方三位重量级封疆大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所幸天理昭彰报应不爽，1900年10月22日山田良政在随同革命党惠州起义军撤退途中被遭清军捕杀，时年32岁。

山田纯三郎作为山田良政的弟弟，此刻陪在孙中山身边出访，让人不禁对其意图思忖再三。事实上。山田纯三郎也难逃日本间谍的嫌疑。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中日盟约，签约的日方代表之一就是这位山田纯三郎

仇亮尽管对山田纯三郎的陪同出访有些疑惑，但为了帮助好友，还是抛开疑惑尽快赶到了日本，希望能和孙中山见上一面。然而到了日本之后。他发觉广播报纸上刊载的孙中山行止、言论更加匪夷所思，简直让人疑窦丛生：既然是以考察铁路技术、筹集筑路资金出访日本，孙中山应该到处参观科研院所、铁路公司、工商业团体，发表招商引资、筹钱修路的言论才对，可是他每天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仇亮大致胪列了一下孙中山这些天会见的日本政要，便包括三位内阁总理大臣。即大隈重信第8任、桂太郎第15任、山本权兵卫第16任。不知该说孙中山幸运还是不幸，在他访日期间正好赶上日本内阁更迭，结果先后见到桂太郎、山本权兵卫两位现任内阁总理大臣；一位政党总裁，即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日本政治家，后任第29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两任外务大臣。即加藤高明、牧野伸显；以及众议院议长、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部长、东京都知事、大阪府知事等。

而发表的言论更耐人寻味。

他在出席东亚同文会晚宴、日本众议院欢迎会、大隈重信茶话会、东京都知事宴会上，不止一次提到中日两国要互相提携。他多次表示：“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两国不仅种族相同，而且文字、文化相同，有着数千年亲密友好的关系。两国应该和睦相亲，互相提携，这不仅在东亚和平上大有必要，在世界和平上也有其重要意义。希望中日友好人士以后要大力提倡中日提携的观点，谋求东亚民众的福祉，保障东亚国家的利益，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

托抗日爱国题材影视剧之福，中国民众对“中日提携”“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词语非常熟悉，也非常敏感。如果听到有人在自己面前大谈特谈这番言论，有血性的中国人肯定会“唾其面而批其颊”。但在二十世纪初的前后二十年里，这却是同盟会、国民党乃至知识界的主流言论，因为中日两国都受到欧美列强的欺凌，难兄难弟理所应当联起手来共御外侮，营造东亚人的东亚。所以连一贯尖酸刻薄的周大也可以忘掉甲午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之辱，挥毫写下“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

仇亮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对“中日提携”的观点早已司空见惯，本来并无丝毫可疑之处。但他看得多了，心底里难免泛起几丝异样：为什么中山先生现在如此频繁地提及中日提携中山先生现在官面的身份应该是全国铁路督办，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及实业发展状况，以他现在的身份奢谈中日提携，是不是有些不恰当

是的，孙中山现在的正式身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