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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你是内行,我就不操心了。”赵宗绩笑道:“对了,你的书印的怎么样了”
“已经印好了。”陈恪说着,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新书,递到他面前道:“首印五千册,也不知道会不会赔死。”
“哈哈,不会的。”赵宗绩笑道:“实在不行,发动一下亲朋好友,也能给你包圆。”说着翻动书页,突然目光一凝,发现这书里面别有玄机。
一是出现了陈恪曾经说过的标点符号,二是除了尚书伪经考之外,在书的后面,还附有一篇大学和一篇中庸
第三四三章问渠哪得清如许上
古代中文在书写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的顺畅,和正确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所谓的句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作者原意。
因此学生入蒙后,需要明句读,就是学习依靠文章的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但是学会了句读,依然经常会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话,主客两人通过不同的句读,表达出七种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喷饭。但要换成在公文、在书籍中,这就不再是笑话,而是困扰和错误了。
历史上因为句读不同导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着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围绕着其句读,千年来学者争执不休。要是当时有标点,争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上辈子习惯使然,陈恪无法忍受一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标点,因此他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亲自标注过标点符号。
在这本尚书伪经考的前言中,陈恪说文章需要读者自行句读,不仅不便,还会曲解作者的意思,这是写作者不负责任的表现,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话说明白。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误解,也为了便利读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时,便提前加注了标点符号。
传统的句读符号。包括句号和读号,相当于标点符号中的句号和逗号。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有、号,和号,因此古代不是没有标点符号,只是没有人将其规范使用罢了。
陈恪在书后做了个附录,列出了十种常用的标点符号,并将其作用明确标注。
他这样做。绝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并非推广标点符号那么简单。他更深层的用意,体现在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中
在陈恪原先那个年代,稍稍有点文化的人。便知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并称儒家四书。这四本书构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塑造了儒生们的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无所谓。
然而在北宋这个时期,大学和中庸尚未独立成篇,只是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文章的两篇。对于为何要将其单独拿出来,放在尚书伪经考之后,陈恪在前言中说道:
自己考证尚书为伪经,绝非要破坏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会发现伪经。但发现伪经不是目的,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才是。
那么该如何弄清呢去找尚书真经么
找到尚书真经固然重要,可以让我们知道,三代到底是什么模样。但对于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却没什么用处。因为这是记载历史的书,且是与先儒无关的历史。
同样道理,春秋的意义也不大。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所以陈恪总结道。五经内容丰富而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那么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体系呢陈恪主张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退五经进四书,以便读书人更正确的理解孔孟之道。
好吧,这都是朱熹的观点,陈恪不过是将他的事业提前了一百年。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思想的重塑。
因为朱熹正是通过为四书作注,将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经典中,从而使后世的读书人,接受了理学思想,使整个社会变成了理学社会。
陈恪便是要抢在朱熹之前,用朱熹的方法,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四书,使大宋朝的读书人,接受自己的思想,继而改变整个社会。
陈恪知道,这条路比辅佐赵宗绩抢皇位,还要困难一百倍。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并变成他的思想,实乃这世上最艰难的事情。但无论多难他都得做,因为老天爷把他送到这里,兴许就是为了给华夏一个重塑灵魂的机会
当然,陈恪也知道,此事非朱熹那样的圣人不能为,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还是做不到的。不过不要紧,就像他当年,明知道赵宗实是未来的宋英宗,仍然敢支持赵宗绩和他争一争一样,陈恪从来不缺乏勇气和信心。
或者说,他天生就是个胆大妄为、自命不凡的主,就不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以及自己目前的水平,陈恪没有一上来,就给大学、中庸作注,只是将其从礼记中完整摘出来甚至没有改变其段落次序,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了标点。
步子太大扯到蛋,这些事情要以后慢慢做,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朱子的思想融会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