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反科学（1 / 2）

什么是科学？对此科学哲学家们早有汗牛充栋的鸿篇巨着。但是在一般人中每个人都对科学持有各自不同的印象。有人认为科学是真理的化身，有人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阶梯，有人认为科学是少数人的霸权，有人认为科学是毁灭人性的元凶，不那么极端的人可能认为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在具有好处的同时也有负面作用。

单刀直入地给科学下一个定义难免挂一漏万，我们可以采用撒大网捕鱼的方法从广义到狭义逐步约束科学的概念。

首先可以说，科学是一种文化。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义的概念，科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等都是文化，文化是区别于本能的东西，本能是先天的，是靠基因遗传的，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在人群中被发明、传递和保存。因此，说科学是一种文化，仅仅是说科学不是本能，对科学几乎没有规定什么。更具体的可以说，科学是基于一组价值观的概念和方法的集合。这样说似乎也没有增加科学的规定性，因为其他文化现象也可以做相同的定义，但是把一种文化分成价值观、概念、方法这三部分，我们就可以分别研究它们在科学中各自与其他文化的区别。

科学的价值观中最明显的是其普适性，科学追求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不因文化背景而变，科学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而艺术、宗教、习俗是因地而异的。这是由于科学价值观最接近于人的生物性价值观，而人类在生物学上又是同一个物种，因而科学的成果和科学的价值观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取得一致。例如科学所追求的简单性就符合所有生物愿意少化气力多得收益的经济原则。

科学的价值观崇尚理性。文学艺术是以情动人，宗教意识形态是以势压人，科学则是以理服人。“情”与“势”的优势在于速效，对任何人都能起作用。然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情”的缺陷在于不稳定性，哪怕是海誓山盟的爱情，事过境迁也会烟消云散，甚至反目成仇，这是时间坐标上的极不稳定性，在空间坐标上则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背景对艺术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势”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并不只有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不同宗就压不服，只好诉诸武力，大大增加社会成本，即使不翻历史，纵观当今世界凡是有纷争的地方，背后都有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根源。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动人或压人者是在帮助或代替被动或被压者决策，或者通过改变其价值观间接影响其决策，但是主动者的决策是否正确（最佳）又如何检验呢？如果靠宗教教义可以检验，那么世界上就应该只有一种宗教才对。理性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但理性的优越性在于为决策留下了所依据的“理论”，在决策被执行后根据成败可以对其“理论”进行修正。这种机制使理论不断优化，使得理性决策比其他决策方式具有大得多的胜算。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所在，也是科学的力量所在。

与其他文化中的概念相比，科学中的概念的特点是清晰、确切。科学中的各种概念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定义，但科学共同体中各个人对于概念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这是由于科学中的所有概念都与某种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对于科学的概念都可以做出“操作主义”的定义，例如对于重量概念可以用测定重量的称量方法来定义。科学的概念对操作的规定性和对操作结果的精确预言保证了概念的确切和清晰。如果某个人对概念的理解与公认的不同，那么他使用该概念时就会得到错误的结果，使对概念的错误理解被发现并可以得到纠正。因此，科学没有给信口胡说留下太大的空间。在非科学的领域中，概念往往缺乏确切性。像“爱”、“尊严”、“人格”、“天人合一”这类概念，十个人会有十种不同的理解，使用这类概念可以长期争论而无结果，对于决策也没有太大作用。

当然，科学也是有缺点的，那就是科学知识由于积累作用变得深奥庞大，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只能掌握其中的少数领域，不可能人人精通全部科学。于是乎科学的内行永远是少数而外行则永远是多数。

对于多数人而言，如何看待科学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我们懒得事事费脑筋，愿意接受现成的答案，那么接受文学艺术的情绪感染，接受权势的说教，还是接受科学的结论，就纯属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涉及需要认真对待的决策，接受科学的结论显然胜算要大。因此，“相信科学”的人越来越多，科学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也是必然的，谁也不比谁傻，谁也不愿意吃亏。

面对科学日益壮大的声势，并非所有人都是单纯的乐见其成。搭便车者利用科学的名牌效应，大量制作假冒伪劣牟利，就是伪科学的来由。

市场份额受到科学不断侵蚀的宗教势力，自然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势必使尽全身解数拼死反抗，力求遏制科学的发展，这就是反科学的动因。

伪科学自称是科学，只要将其放入科学的常规检验程序，伪科学就无所遁其形。伪科学当然不会自己走进常规科学程序，他们主要靠的是权势、金钱和传媒。此时揭露伪科学就会成为与利益集团的斗争，变得复杂而惨烈，就可能有人愿意花十万元买你的人头。因此使得揭露伪科学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科学、哲学和思想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本文讨论的对象之外。

与伪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小骗术相比，反科学可以算是“宏大叙事”。他们的手法巧妙，善于在哲学层次作深刻文章，调动全社会的舆论，对科学进行丑化甚至妖魔化，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扩大阵地，制造反科学的社会思潮，遏制科学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分析这些反科学的手法和“理论”不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反科学的一个比较初级的手法是利用伪科学（甚至是谣言）来歪曲和篡改科学。

例如“科学神创论”者的所作所为[1]。他们打着科学的幌子，就不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反驳，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科学家也觉得有权利有义务对其进行抨击，消除其在公众中的影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对付的反科学。由于国内缺乏神创论生存的土壤，这些言论只能掩盖其神创论目的，零零散散进入中国，小小的制造一点思想混乱而已。

反科学的中级手法是利用文学艺术制造和传播科学恐怖症。

某报曾经请一批作家给科学技术打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作家对科学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难免惧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远离科学的人群。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学怪人”，制造着层出不穷的恐怖场面，远的不说，近年的“大片”《侏罗纪公园》和《黑客帝国》就是宣扬科学恐怖的典型代表作。虽然“科学怪人”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但虚构的却是富含冲击力的视觉形象对缺乏批判力的公众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实不可低估，对科学的妖魔化数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学家又不习惯对文学艺术作品发表意见，文艺评论家也不可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有效的批评。使这些作品可以在批评的死角之中繁荣昌盛。不断对科学制造负面影响，为宣扬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当然在中国这种没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环境中，多数人对这类作品只是看个乐子，很少有人会真的杞人无事忧天倾。但是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学情绪确实为人们接受反科学理论提供了基础。

反科学的高级手法颇具学术性，通常以哲学、伦理学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现，比初级和中级手法远为有效。

如果视科学为洪水猛兽，那么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坝或笼子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对科学的范围加以限制。

最常见的说法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在哲学层次上，休谟曾经提出从“是”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应该”。由此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研究“是什么”的，目的在于求“真”，而伦理学是研究“应该做什么”的，目的在于求“善”。由于“是”不能推导出“应该”，科学就无法解决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关于善恶的问题只能交给神学、哲学或伦理学去解决。而且根据科学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科学不能保证获得真理，于是乎科学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还得转而求助于宗教。这样看来，科学真的“无用”。

然而科学的力量恰恰在于有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上述认识从根儿上就出了毛病。科学既不求真，也并不把真理作为目标。